个人在群体非理性的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会将理性抛到九霄云外。
个人在群体非理性的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会将理性抛到九霄云外。
欧洲的军事思想家根据近期的经验，预计若是再打仗也会为时短暂。他们没有因为冲突可能久拖不决、战局僵持会使战场沦为屠场而对战争望而却步，而是依恃火力技术的迅速进步，认为快速机动的进攻尽管会造成惨重的伤亡，但能够迅速取胜。德国军方尤其倚仗这个思路。他们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因为敌国联盟在人数上占优势，英国还可能动用海军封锁，掐住德国的脖子。
工人愿意和自己的同胞以及盟国一起投入他们眼中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自卫战争，愿意为祖国而战，甚至捐躯。他们应征入伍后被灌输了爱国主义和纪律观念。他们首先是爱国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
圣彼得堡高呼爱国口号的暴民捣毁了德国大使馆，还抢劫德国人开的商店。沙皇为迎合这种狂热，把首都的名字改为彼得格勒，因为圣彼得堡听起来德语味道太浓了。
“哭泣的母亲、妻子和新娘们，等待着她们的将是怎样的痛苦啊。”
1914年投入战争的是19世纪的军队，他们打的却是20世纪的战争。
许多人的回忆表明，比起阵亡，士兵更加害怕严重致残。根据德国人在1920年发表的关于“战时恐惧心理”的研究报告，“想象自己终身残废足以使……死亡相形之下成为更好的结果”。
一旦战败日益成为定局，希望就会破灭，巨大（并仍在增加）的损失将被认为是徒然的浪费，国家将被视为造成这场巨大灾难的元凶。这会造成国家的合法性荡然无存，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
在合法性最薄弱的国家中，战争的重负极易导致后方民众和前线士兵的大规模动乱，直接威胁政权本身的生存。
战局的恶化促使左翼大声疾呼，要求不仅要停止不断的流血，还要把将德国拉入战争的人解职，并引进民主的议会政府。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皇帝不满，认为他代表的统治制度建立在军国主义、阶级特权和任意权力的基础上，把德国带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个制度无法改造，只能推倒重来。必须建立民主。
即将达成停战协定时，德国军方领导层流传的观点是：“左翼政党不得不接受这种耻辱的和平，然后他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届时就有希望再次翻身上马，恢复过去的统治。”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民主是德国遭遇的“最大厄运”。
“战争可以被概括为这样的准则：你为你的理想而死，因为不值得为它们而活。”
解甲归田的士兵发现，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变。战争破坏了政治制度，毁掉了经济，分裂了社会，催生了建立美好世界的激进乌托邦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止战之战”。
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后，被视为贪婪帝国主义国家狗咬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被扔到一边，内战中红军的英勇事迹才是更重要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在俄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中有一席之地。
对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将被剥夺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人不可能乖乖接受，必然会进行抗争。随之而来的3年内战超乎想象的残暴血腥，造成了700多万男女老少的死亡，是俄国在“一战”中损失的4倍，而且死者大多数是平民。大批人死亡的原因除了实际作战和严酷镇压之外，还有内战带来的饥荒和传染病。
几乎每个新国家都与别国有激烈的领土争端。领土要求的族裔理由几乎全是障眼法，真实的原因是由经济、军事或战略利益所驱动的（有时毫不掩饰的）领土野心。
德国要割让占它战前领土约13%的土地（包括主要位于东部的肥沃良田和工业重镇），因此而失去它战前6,500万人口的约10%。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损失尽管惨重，却并非不可弥补。真正的破坏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是对民族自尊自傲的沉重打击。
事实上，战争赔偿主要不是经济问题，它真正造成的破坏在政治方面。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战争赔偿一直是德国政治中的一个毒瘤，有时稍有缓解，有时重新发作，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威胁到德国的政治健康。
在巴黎开会缔造和平的四大国遏制了德国作乱的能力，却没有将其完全消灭。被视为“一战”导火索的德国军国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和权力野心仅仅是暂时蛰伏，并未被完全根除。
对匈牙利输出共产主义的失败十分清楚地表明，以俄国革命为样板发动世界革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1929年泡沫破灭时，影响远及欧洲，突出暴露了欧洲经济的结构性缺陷，这个缺陷造成了欧洲的极端脆弱。具体来说，战后欧洲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是严重失序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战前的控制和平衡已不复存在。
1929年10月24日到29日纽约股票市场发生大崩盘，剧烈的冲击波传到欧洲后，对未来的乐观顷刻间消失无踪。
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右翼法西斯在文化上要做的，都不是使时光倒流，回到传说中的传统时代，而是要在（实际上经常被严重扭曲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旗帜下追求另外一种乌托邦。这个理想本身也是“现代”的，它利用技术进步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这肯定带有现代色彩。但法西斯版的“现代”坚决拒绝自1789年起传遍欧洲的自由多元主义、个人主义、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法西斯乌托邦理想的中心内容是通过摒弃“堕落”“病态”的现代形式来实现民族的重生。这意味着无情清除多元社会中的先锋艺术创作。
两年后，白里安的理想主义未有稍减，他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B. 凯洛格（Frank B. Kellogg）一起促成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Briand–Kellogg Pact），公约宣布决不使用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注定它从签订伊始即是一纸空文。
欧洲“黄金的二十年代”仅是表面光鲜，其实是问题丛生的晦暗时期。
如果大萧条没有从美国传来，欧洲也许能够一直沿着经济持续增长、开明自由、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阔步走向国际和平与和谐的光明未来。但是，若是打赌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对这个可能性下很大的赌注。虽然后来几年间不断加深的危机既非不可避免，亦非预先注定，但其来有自。欧洲“黄金的二十年代”仅是表面光鲜，其实是问题丛生的晦暗时期。
相比之下，大萧条在德国撕掉了自1918年以来包在化脓伤口上的绷带，表明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对民主的接受仅仅停留在表面。
大萧条在德国撕掉了自1918年以来包在化脓伤口上的绷带，表明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对民主的接受仅仅停留在表面。
除了大萧条造成的社会与政治矛盾，还需要别的重要因素，例如对丧失领土的愤怒、对左派的偏执恐惧、对犹太人和其他“外人”的本能敌意、对分裂的政党政治“拨乱反正”能力的缺乏信心等。只有当这些因素互相作用的时候，才会造成制度的坍塌，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
“经验表明，”格莱特金说道，“关于任何困难复杂的过程，都必须给大众提供简单易懂的解释。根据我所知的历史，我认为人类绝不能没有替罪羊。” 摘自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1940年）
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不负德国军方领导层和外交部所望，宣布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联。那时，裁军会议已经沦为空谈的场所。希特勒敏锐地抓住这个大好的宣传时机，退出后马上举行了一次公投。公投的官方结果是，95%的选民支持希特勒的行动，这大大提升了希特勒在德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德国退出之后，裁军成为泡影，虽然世界裁军会议依然蹒跚前行，直至1934年6月才终于寿终正寝。希特勒胜利了，国联遭到重大打击。裁军毫无可能。欧洲做好了开始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准备。
决不能适应形势得过且过，逃避解决问题。必须让形势适应我们的要求。如果不“闯入”其他国家或攻击其他人民的财产，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阿道夫·希特勒对军队将领的讲话，1939年5月23日
直到最后一刻，英国人都未放弃和希特勒坐下来谈判的希望，对战争的打响措手不及。
通往又一场战争的地狱之路蜿蜒曲折。它确实是由绥靖者的“良好意图铺就的”。
我们似乎正在目睹人类进化的戛然而止，以及人作为理性生物的完全崩溃。 摘自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莉 《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1986年）
历史抗拒结束，正如自然不容真空；我们时代的故事是一个长长的句子，每一个句号都是逗号的胚胎。 摘自马克·斯劳卡所著《千钧一发之际：反思与辩驳》（2010年）
库斯勒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左翼知识分子面临的关键困境，那就是如何保持对唯一能够顶住并打败凶恶的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的忠诚，同时又承认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怪物，完全背离了激励着他们的坚定理想。
尽管德国限制进口外国电影，官方对它眼中由犹太人主导的美国“低劣文化”产品厌恶反感，但是就连希特勒也喜欢迪士尼的卡通片。1937年，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送给他18部米老鼠的电影作为圣诞礼物，使他大喜。
电影院成了新的礼拜堂，电影明星则成了新的神祇。
希特勒和戈培尔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多次预言英美军队和苏联军队组成的同盟必定会分裂。有一点他们却不肯正视：维系着英、美、苏战时同盟的，是消灭纳粹德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一旦目标达到，由骨子里相互敌对的成员组成的同盟自然就会瓦解冰消。
斯大林最大的关注不是输出革命，而是保障苏联的安全。